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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唯一的故事》检视叙事本身的遮蔽

《唯一的故事》检视叙事本身的遮蔽

[来源:未知]  [作者admin] [日期:2022-05-25 21:02] [热度: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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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/IC photo

朱利安?巴恩斯 生于1946年,英国当代作家。毕业于牛津大学,曾参与《牛津英语辞典》的编纂工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以《福楼拜的鹦鹉》入围布克奖决选,于2011年凭《终结的感觉》赢得该奖。

《唯一的故事》 作者:(英)朱利安?巴恩斯 译者:郭国良 版本:译林出版社 2021年10月

《唯一的故事》显示朱利安?巴恩斯对爱与痛的沉重之思,他始终在叙事与思辨的交锋中,阐释故事所能具有的不同层位,面向与可能。这是“唯一”故事与多维评价的反差,看似一个“独断论者”的叙事者,只能通往无限开放的意义回溯。故事虽然并不复杂,如果概括主题,就是爱与痛苦,控制与失控,体验与追忆的辩证交织。单从形态上看,它理应算作“经典的老套”——刚成年的小伙儿和中年已婚妇女的持久“忘年恋”,体验了刺激与背德,出走与同居,最终却徒劳潦草,相互折磨,不堪忍受。靠怜悯挽救情感,靠追忆怀恋逝去之爱。

然而,巴恩斯的意图不在讲故事,而是内省地检视叙事本身的遮蔽,歪曲与美化——它就是人生的虚饰。“一遍遍的讲述,是离事实更近了,还是更远了?我吃不准,有个方法也许能知道,就是看看随着时间的流逝,故事里的自己在反复讲述中是越来越好,还是越来越糟。”如果更糟,可能越实事求是,但同时也许会失实贬低。这是一种生存论视野,存在只有于时间中去把握,只能在故事里得到澄明。重述故事是阐释人生的功能需求。“多数人都只有一个故事可讲”,“只有一个故事至关重要,只有一个故事最终值得讲述。这便是我的故事。”

“讽刺性抒情”,小说基调的奠定

巴恩斯将一个感伤故事的开场写得轻快迅捷,配以不恭的嘲讽。“网球俱乐部??谁能想到故事会从那里开始呢?从小到大,我都把那儿当作年轻保守分子的一个户外活动场所。”而作家如同打网球时的精彩落点与线路,真正实现了“落笔自由”。几乎每个句子,都能看到任意所为,漫不经心的聪明。凯西极度反感网球俱乐部的庸俗社交:造作、虚伪且愚蠢,是那个时代英式中产保守主义生活的拙劣荟萃。俱乐部“测的不光是网球技术,还有言谈举止、为人处世,都以最正统的英式标准暗中考核??如果测不出岔子,以后就不会出岔子,这就是准则。”

作家开篇就嵌入了阶层分析的语境。俱乐部是标记圈层的空间场所,它规训且批量培养出同类人群。以至于,凯西用外号指代俱乐部里的两个物种:所有男士都是“雨果们”(聪明过头,自以为是),女士都是“卡罗琳们”(善解人意,有点保守的金发姑娘)。而“我”需要的就是戏仿,迎合他们。苏珊的出现,在于她独特真实,打破了“类型模式”,成为唤起凯西真情的契因。其后,是二人搭车调情,冒险升温。我们往往沉醉在纵情的节奏,忽视了苏珊的“提醒”??第一句是年轻小伙都得有点名声,第二句是我们是过气的一代。

两句话像预警,宣告故事会怎么收场。恋情开端或许即偶然,“我”也许并非爱上中年已婚女人,而是迷恋借此反抗世界的兴奋刺激。巴恩斯把握了情绪与状态,可以概括为“笼统性的勃起”与“总体性的年轻”??冲动绵延、盲目又混沌。他意欲追问“性的存在论意义”。性总停留于即时、短暂兴奋,意识的空洞断点中。我们的兴趣又大多局限在对象、时间、地点与技巧。它囊括了“多愁善感、淫秽下作、刻意歪曲的大杂烩”,缺乏沉思,“不大考虑‘为何’和‘何去何从’。”这其实是重新回望青春,是关于自我的阐释学。

巴恩斯把抒情艺术发挥到一种高度,那就是“讽刺性抒情”。抒情之感伤与讽刺之戏谑,看似对冲消解,但也奠定了小说内部复杂的对抗性。叙事者不只反抗前代人,也抵抗未来年轻人对自己的评价。“过气的一代”是小说暗含的影响焦虑。同时,人物还在反抗潜在读者的道德判断,一切隐匿、可能的他者目光。“如今,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一个十九岁男孩,和一位四十八岁女人的关系呢?或许用通俗小报上的字眼‘熟女’和‘小白脸’?……或许,你也会联想到那些法国小说中,上了年纪的女人给年轻男人传授‘爱的技艺’”。这种内在和外部的多元抗拒,使小说有随时应对质疑的“攻击性”。

不止叙事,更是在“评估”故事

反抗的手段,是自我评论,想象性辩护。主人公自白和内心活动,形成类似“弹幕”与正文的对话艺术。这不同于独白,或传统心理描写。因为它是内心与外部交互的欲望,又在客观上保持言不由衷。内心言说和外部话语“共时”发生,又相互背离。这种被压抑的对话,体现辩驳对小说的意义,而这是大多数作家很少考量的。巴恩斯不断“重估”故事意义,补述叙事者当时未曾意识的内容。“写到这儿,已经能心照不宣,当时的我却浑然不觉。”“关于我和苏珊的种种,无论当时还是多年后的现在,我都觉得常常找不到言辞来形容我们的关系……也许这是所有爱侣都抱有的幻觉吧——不落窠臼,妙不可言。”

他写出了“洛丽塔”的另一版本,近乎母子的禁忌感。不伦与反差,是检视常情限度与深度的最佳视角。如恋情的年龄、代际差距,母性在爱恋中又占据多少比例。巴恩斯和纳博科夫的相通在于,用唯美主义的追忆自白,使背德变得清新脱俗,使读者暂时遗忘道德判断。现实伦理让位给叙事伦理。二人对“唯一”的阐释,也说明早年痕迹对人物一生都有原型意义,利来老牌国际娱乐。亨伯特先生的记忆定格在因斑疹伤寒而死的女孩,凯西的情感被这位中年女人定型。后来的故事都成了原型焦虑,无法开启新恋情。他最终也没有稳定情感,只能用流动的性友谊度过余生。

作家有微末的细节,如“我”在内心暗示自己,假装与苏珊的同代。“琼大概比苏珊大五岁,但我觉得她们却像隔了一代人。”这话其实不是在说琼有多老,而是在间接拉平自己与苏珊的代际。我们也可以发现几种声音,一种是少年的迷恋,一种是守护恋人形象,一种是离开后追述。三段论分别属于上升期,震荡期,类似反复的下探,最后是情感的“破位”,不堪煎熬,选择离场。这种情感线大约和投资的波段差不多。而小说需要这种徒劳。如果现实态度是既然有结束又何必开始;那么艺术态度则是,爱上你,不后悔,也接受故事的结尾。一部好小说是无论怎么看,似乎都有鸡汤酝酿,却找不到煲汤的锅。巴恩斯太会抒情,以至于处处都用克制、痛苦与压抑控制抒情。这种技术,在纪德那里曾是极致,无论《背德者》还是《窄门》,都是这类会呼吸的痛。

故事的自我否定与攻击

小说书名恰好是反语,主人公笃定的唯一,只是叙事者的唯一,而故事本身却是在不同频段内,凝视下发生的。唯一即可靠吗?苏珊始终是“被述”,她只存于他者镜像里,没有发声辩白。也许她想驳斥、否认这种唯一,很不幸,她被巴恩斯判决了“精神失常”“酒精成瘾”。正如福柯所谓,疯癫是理性的沉默缺席。作家拒绝了福克纳那种不同人物叙述同一故事的杂语手段,改换成同一人物代拟不同立场,分裂不同视角,造成故事意义的激进交锋。

书中有第一人称的激情,张扬主体性,逐爱的自由意志;第二人称的质疑,模拟读者和旁人的指责审判,承诺不可实现的幻灭;第三人称的沉默、距离与间离,是事后退潮的冷眼旁观。巴恩斯用三个人称来回切换,甚至有眩晕迷惑之感,但他绝妙地用人称划分了情感分期,心态断裂,标记了故事的“情绪面”。人物始终在一股涡旋里较劲,这就是叙事之气流。他要与父母,同学,琼,诸多女友,以及“大象先生”去周旋,伪装与解释。他几乎反抗了全世界去和一个中年女人相爱,简直抱有一种救赎心。结果发现,这个女人最终只剩怨恨、失忆。

这种叙事非常有烈度,因为它就是自毁二字。蓄势压抑,后来溃烂瓦解,是意义的“自反”。作家描述了小说自身的免疫缺陷——故事会自我攻击,自我毁灭。凯西从陪伴者成为葬送者,苏珊最厌恶丈夫酗酒,自己却成了酒鬼。追逐与幻灭,记忆与失忆,第二部是对第一部的掘墓、否定与清零。第三部结局,苏珊临终时凯西的“反抒情”,是用无情去概括深情。它演绎了故事如何变为“故事废墟”,人物如何变成失神躯壳。靠情感回忆和幻象迷恋去维系恋情,经不起内在的消耗。

这个故事对叙事者有唯一性,对读者而言呢?它也如此。因为它就是人生的走势——你以为可以,最终却不行,夸大的是未来,失望的是结局。它是大写的故事集合,我们能从这种类型学写出无数其他领域的故事。人是时间性动物,故事的本质就是记“故去”,说已失。我想巴恩斯的意义是给出有始终的人生全景,用近乎神学的天启时刻,给你一个回望的机会,那是对世俗时间的一种抗拒。

撰文/俞耕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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